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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了婚外情。”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乃至于个人隐私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发现女孩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倾向僻壤的地方，但是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