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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了通知不得不参加由农村人组成的粗野部队。母亲悲痛哭泣，父亲垂头丧气。通知到了手上，我也觉得晦气，可同时又希望自己壮烈死去。所以，想通了，认为怎么着都无所谓。只是在工厂患的感冒到了火车上发作起来，待踏上了祖父破产后已无寸土的故乡，到达亲密的熟人家时，高烧烧得我竟不能站立了。由于那家的细心照料，特别是大量服用的退烧药发挥了威力，我基本上是雄赳赳地跨入了营门。

    一时被药镇住的烧重新抬了头。入伍体检，人要被剥得像野兽一样精光，我手足无措连打了好多喷嚏。黄毛小军医错把我支气管的咕咕声当成诊音，另外加上我关于病情的心口胡说，于是误诊成立，我还因此被查了血沉。我被命令即日回家，病名是：肺浸润。

    一出营门，我撒腿就跑。荒凉的冬天的山坡通向下方的村庄。就像在那家飞机制造厂一样，我的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东西、向着那总之不是“死亡”的方向奔去。

    ……我躲避着从夜行列车窗玻璃的破口吹进的风，忍受着恶寒和头痛的折磨。“你要去哪里？”我问自己。难道要回因父亲的优柔寡断还没有疏散的提心吊胆的东京的家？要回笼罩着我家的、幽暗的不安密布的城市？要回到瞪大家畜一样的眼睛，主动搭讪相互问候“没事吧？没事吧？”的百姓中？或是要回到尽是患有肺病的大学生那没有丝毫抵抗表情聚集在一起的飞机制造厂的宿舍？

    坐椅的木靠背随着火车的震动把被我靠松了的、出现缝隙的木板晃得直响。我闭上眼，在头脑中描绘着一幅图景：我碰巧在家遇上了一家人全在空袭下丧生。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