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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没有别的意思。谁知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最后又寄了一份化验结果给我。早上打开公务员一早送来的印有"市卫生防疫站"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后我吓了一跳，紧张地环顾过四周。那时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别人在看什么不相关的东西。

    为了保险，我没放在白大衣口袋里，因为实习医生到自己的带教老师离开而需要敲处方章的时候，会随意翻找去开刀的医生留在病房的白大衣的口袋。也没有放在我的包里。因为我包里的书常常是全病房住院医生通用的。所以我特地把信封毁掉，把化验单叠成一小块塞在外套夹里的口袋里。本来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

    做医生的人一般比较务实，想象力也不丰富，但是我们病房的住院医生除外。护士虽然比通常人们认为的处于爱好幻想的妙龄少女要稍微年长一点，想象力和联想力却是有增无减。也许哪个人看到了我口袋里的化验单，而且化验单上我的名字写得很大，"送检人"的字写得很小，粗粗一看保证会误以为那是我的血标本化验单。她们一定暗暗议论为什么我要去化验HIV抗体，会联想成什么样？难不成我是乱交者？同性恋？

    老天！老天！我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在空无一人的值班室里，响得揪心。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这几个月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掌中冷汗顿时冒出，手机的塑料套子变得湿冷腻滑。铃声响了四、五下，我的理智才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