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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研究所就得破产清算。”

    接下来的两年，陈鸥背水一战。

    在三期临床实验中，陈鸥把志愿者扩大到了实验上限人数五千人，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向欧洲、亚洲等顶尖医院、医学院发去实验计划，请求协助。这时，他和教授在基因科学领域多年积累的名声和人脉起了作用。大部分机构积极配合，部分医院还请求派来进修人手。陈鸥全部接受。进修人员大大加快了研究所工作进度。

    返回的实验数据令人欣喜：超过80%的患者显著好转。波兰一名五十五岁的伐木工人，听到八十九岁母亲清晰叫出他的名字时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七十八岁罹患阿兹海默症，近三四年严重到无法说出他的名字。

    五千人里，大约二十人服药后毫无效果。陈鸥亲自飞去患者所在地一一调查，发现这些患者均已超过九十五岁，阿兹海默症病史大多超过二十年。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脑白质已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或损伤。

    “只有治愈的利益远远大于成本，药品治愈率及有效性的统计才有意义。”教授说，“深度阿兹海默症患者无法自主决定。根据法律，家属不能代其决定参与实验。你可以删掉这些反馈数据。”

    国内外同行要求提供药品的邮件纷至沓来。不少医生在邮件中称，参加实验的患者为了多拿一片药赖在诊所不肯走，甚至哭得像个小孩。

    “鉴于患者要求提供药品的急切表现，我一度怀疑这药会给患者带来依赖性，致其上瘾。”一位同行致陈鸥的邮件中写道，“在达到预期疗效后，我嘱咐患者家属给他停药。监测仪显示，患者没有因此焦躁不安或体现其他上瘾症状。相反